
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历程中,被“亿元”这一数字深深烙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30起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总额高达11.3亿元;全年32起案件判赔超千万元,其中3起案件赔偿额直接突破亿元大关,知识产权诉讼正式迈入“亿元时代”[1]。
这些亿元级别的索赔与判赔,并非仅仅是数字的堆砌,它们背后蕴含着深远的意义。它们是创新主体对研发投入的价值期许,是核心技术在市场博弈中的货币化表达,更是中国司法对创新成果价值认同持续深化的有力证明。这些高额诉讼,已然成为观察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生态演进的最佳窗口。
在2025年的高额诉讼版图中,技术秘密侵权案件以其高价值、高复杂性,成为亿元索赔的“主战场”,索赔金额和案件烈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化工与新材料领域,企业围绕技术秘密展开激烈争夺,试图守护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龙佰集团关联方云南冶金新立钛业就氯化法钛白粉技术秘密被窃取,在法院起诉三名自然人及河北燕山钢铁集团,索赔13亿元,成为当年公开索赔金额最高的商业秘密案件之一。这一案件直指核心工艺的窃取行为,凸显了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敏感与警惕。与此同时,九江天赐高新材料公司在江西高院起诉浙江研一、永太科技等12名被告,索赔8.87亿元,指控其侵犯液态六氟磷酸锂技术秘密,将新能源材料领域的商业秘密保护战推向公众视野。而先尼科化工与七彩化学之间围绕PR254等高性能颜料技术的纠葛,索赔额从最初的47万元一路追加至4亿元,并引发反诉,三年恩怨凸显了技术秘密案件“滚雪球”式的发展特点,也反映出企业在技术秘密保护方面的复杂博弈。
光电与半导体领域,敏感技术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高院起诉浙江珏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侵害其红外探测器相关商业秘密,索赔2亿元,并同步提起刑事控告,展现了权利人在保护国防级关键技术时的强硬态度和“组合拳”策略。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屹唐半导体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应用材料公司,指控其非法获取并使用等离子体源等核心技术秘密,索赔9999万元。这一接近亿元大关的案件,不仅涉及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尖端技术,更折射出本土创新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对国际巨头的有力制衡,彰显了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与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如果说技术秘密案件关乎企业“底牌”,那么专利诉讼则是市场竞争的“明牌”博弈,直接关乎市场格局与份额。
光伏行业无疑是2025年专利诉讼的“风暴眼”。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高院对阿特斯及其子公司提起两起光伏专利侵权诉讼,分别索赔6.07亿元和4.51亿元,合计10.58亿元。双方在全球多地就相关技术存在平行诉讼,诉讼背后是技术迭代加速背景下,头部企业利用专利壁垒巩固市场地位、清理竞争对手的产业现实。帝科股份关联方浙江索特材料科技在浙江高院起诉光达电子,主张其侵犯光伏用厚膜浆料发明专利,索赔2亿元。该技术直接影响电池转换效率,诉讼结果将对光伏产业链的利润分配产生深远影响,也体现了光伏行业在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中的激烈碰撞。
医药与化工领域的专利纠纷则呈现出“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汇友国际有限公司在广东高院起诉一品红制药及其子公司,就某药品专利权属及侵权问题索赔5.28亿元,为2025年公开披露索赔额最高的专利侵权案件,背后是十多年的合作恩怨。日本味之素在广东高院对梅花生物提起两起氨基酸生产专利侵权诉讼,分别索赔1.3亿元,合计2.6亿元,双方既有合作亦存技术博弈。荷兰阿克马公司在江苏高院起诉上海、广西华谊新材料,指控其未经许可使用丙烯酸制备方法专利,索赔4.3亿元。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相关药品和化学品的市场准入与定价权,也反映出医药与化工领域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与此同时,专利诉讼的结果也充满不确定性。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就发酵虫草菌粉生产工艺专利,在浙江高院起诉青海珠峰等,索赔1.11亿元。2025年一审被驳回全部请求,公司已宣布将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这一案例表明,高额索赔只是起点,专利有效性的博弈、技术比对的复杂性,使得亿元诉讼往往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也凸显了企业在专利诉讼中面临的法律风险和挑战。
亿元时代最坚实的基石,来自司法保护力度的实质性加强。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2025年适用惩罚性赔偿总额达11.3亿元的数据,是这一趋势的权威注脚。惩罚性赔偿的积极适用,让侵权者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实质性地提高了侵权代价,对潜在侵权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
这种司法态度释放出强烈信号:尊重创新、激励创造不再停留于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份判决的赔偿数额中。这使得权利人的维权信心显著增强,敢于就核心资产主张亿元级赔偿。华东医药在1.1亿元索赔一审被驳后仍选择上诉,这种“敢诉、敢跟”的态度本身,就反映了企业对司法保护的信任,也表明了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坚定决心和对司法公正的期待。
一方面,它展示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成熟与自信,有能力处理世界级的复杂技术纠纷。从“玻璃机”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3.8亿余元,到“石英玻璃纤维”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2亿余元,再到涉“电子级氧化铜”专利侵权案判赔1.2亿余元,一系列高额判赔案例彰显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中国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它也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需要从研发阶段就开始布局,进行全球专利布局、FTO(自由实施)分析,确保自身技术的合法性和市场竞争力。在市场运营中,要加强对侵权行为的监控和证据保全,及时发现并应对潜在的侵权风险。在争议解决时,要统筹考虑全球诉讼策略,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每一个环节都关乎成败,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诉讼都以判决告终。日本宝可梦公司2021年在深圳中院起诉手游《口袋妖怪:复刻》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侵权,索赔5亿元,2024年一审判赔1.07亿元,2025年双方达成和解,游戏已全面下架停运;上海聚友化工就生物降解塑料核心工艺商业秘密,在江苏高院两次起诉惠通科技,分别索赔2.6亿元和3亿元,2025年,聚友化工再次撤回起诉。这些案例表明,诉讼本身也是商业博弈的一部分,其目的可能在于划定市场边界、促成许可合作或打击竞争对手的商业节奏,也可能是一种商业策略和谈判筹码。
站在2026年的开端回望,2025年无疑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年份。这些亿元案件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创新经济的活力与张力。当企业敢于将商业秘密和核心技术以亿元为单位进行估值并寻求司法保护,当法院能够通过惩罚性赔偿让侵权者付出应有代价,一个由严格保护驱动的创新正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未来,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深入,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的“亿元时代”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它提醒所有市场参与者:在知识产权的疆域里,创新无价,侵权有价,而中国司法,正是丈量这二者距离最精准的尺度。